把企业叫“咱家”的工人

笔者在“葡萄园”，对涉及中国工人包括农民工的境遇与问题已经连续作了两期，但意犹未尽。中国工人的问题，是个大题目，值得当代有良知有远见的学者持续深度关注。如果只是发些议论，用一句“需要在制度安排和发展模式上进行设计与改变”，是远远不够的。在粗浅地就农民工与世界工厂、与工人阶级、与资本家、与转型社会等等关系议论一番之后，另一对重要的关系一直在缠绕着我——工人与工厂的关系。
　　上世纪50年代中国开始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那是在仿照苏联按计划经济模式建造的，工人以主人翁姿态进入这样的企业，曾经创造过从无到有的业绩，也涌现出一批铁人王进喜那样的楷模。那时候中国工人与企业的关系是所有市场经济体系中都不曾有的，企业是个小社会，职工生老病死都给管着，因此工人与企业有一种血肉相连的归属感，其中有非常正面积极的因素，也有不符合经济规律的问题。
　　随着30年来经济体制改革和企业制度变迁，中国工人经历了破三铁、减员增效，以及后来的下岗、或转制置换身份等等过程，与企业的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社会心理地位也出现了很大落差；而我国国有企业也在承包改制、主辅分离、股份制改造，甚至破产和国有股权出售等等过程中，不断市场化，那种与工人血肉相连的关系也被市场经济的利刃剥离得差不多了。特别是几十年来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并存与发展，外资和私营企业已经三分天下，在这些企业里工人就是劳动力，其地位因出资人清晰而清晰。
　　那么现在，我们的工人是怎么看自己工作的企业的？他们与企业的关系是仅存有赤裸裸的以劳动力交换金钱这样一条纽带吗？
　　端午前的最后几天，我去了趟齐齐哈尔。这个北方城市中有两个著名的重型机床制造厂，业内称其为“齐一”和“齐二”。我去的是齐二。齐二是1950年建厂的老国企，当年机床行业的十八罗汉之一，是我国重型机床及锻压设备的重要生产基地，现在央企中国通用技术（集团）公司旗下。
　　在齐二的采访令我印象深刻，这里的工人在交谈中把企业叫做“咱家”。不止一位工人，也不止一次这样提到，我相信，是真情流露。
　　齐二工人与企业的关系，是否可以给我们这个转型社会有所启示呢？他们为什么能与企业保持这样水乳相融的情感，是偶然的，还是有其内在的必然性呢？认识这个问题有两个角度，一是实践的角度，从齐二人这些年的经历找原因；二是理论的角度，从这个企业一直坚持的价值观上寻求答案。
　　与我们交谈的工人多在30到40岁年纪，他们经历最深刻的是90年代中期至世纪之交的企业低谷时期，那时企业被叫做“三资企业”，一年甚至只开三次支，一次也就三五百元钱。铸造公司的曹清波记得很清楚，1995年11月，他刚结婚休了婚假，再上班厂里开不出支了。有人打趣他，幸亏先娶了媳妇儿。后来在董事长曲波为首的一班人带领下，齐二抓住市场机遇，艰苦奋斗，于2002年后逐年好转，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工人的生活也有了极大的变化，磨工朱鸿泰说，1986年刚参加工作时，一个月挣56元钱，师傅104元，心里羡慕。现在每月最高时挣过8000多元，在齐齐哈尔市的企业中是最高的，天冷时可以打的士上班，一部分人已经买了私家车，心里很是自豪。
　　这些工人对企业抱有高度认同的情感，当年他们是大厂工人，现在还是国企员工。改制之后，齐二进入央企通用技术公司旗下，齐二的工人对企业的感受还是一以贯之。重加事业部的吴作国是有30年工龄的镗工，干起活来很有灵气，是一把好手，企业培养一个像他这样的镗工需要许多年。他说多亏当时的老车间主任，四处揽活有了开支，为企业保留了技术工人团队。马恒昌的孙子马兵如今是马恒昌小组的副组长，全国五一奖章获得者。他为了掌握数控机床的操作，刻苦自学，勤奋努力。铸造公司的胥师傅告诉我们，随着这两年企业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铸造的任务打着滚往上翻，从设计能力月产5000吨，场地和设备不变，到1万吨，后来干到2万吨，最多干到过3.3万吨，全靠的是人的努力。
　　齐二是国有企业，造的是重型机床，用户多为国家重点项目和大型国企、军工装备等，企业骨子里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担国家责任、为社会奉献的精神气质，马恒昌小组“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就是齐二企业精神的写照。这个企业一直宣示“工人伟大，劳动光荣”的价值理念，以为全体员工谋利益为企业的原则，坚持以人为本，而不是以钱为本。有了这样的价值观，才会有把企业叫“咱家”的工人。
　　我想，这恐怕算是认识工人与企业关系的一个答案。（作者为中国工业报社总编辑、福建省机械工业联合会高级顾问杨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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