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沈亮 发自北京
“忙，太忙了。”轻工业联合会副会长王世成说这话的时候是3月6日，那时一帮企业代表正坐在他的办公室里，研究着新出台的振兴规划。之前，此协会已派出六组骨干力量奔赴发达或欠发达省份调研，了解新规划的执行状况。
经济危机以来，大多行会都处于忙碌状态。聂梅生现在平均每天要见四位房地产商和若干地方政府的官员。她是中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的会长。在上世纪90年代，行业协会被视为政府的延伸。但现在更流行的说法是，它是企业与政府间的“桥梁”。2月23日，国资委开了个会，想重点听听关于应对经济危机，各行业协会怎么说。国资委的907会议室里，各重要行业纷纷到场。钢铁、机械、有色金属、电力、煤炭、石油化工的行业协会们都带来了分析与建议。
他们出示了自己的调研结果，这也是他们自认最擅长的事儿。“我们对行业的变化最敏感。”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秘书长钟彬说。
但更重要的是，这些调研结果将成为日后政府决策的参考。“进入政府新振兴产业规划的十大行业的行会，都在自己调研的基础上，撰写并提交了振兴规划。这些是政府所倚重的重要材料之一。”一位行业协会内部人士说。
紧迫的经济形势之下，它们都在努力释放自己的最大能量。
各有诉求，皆有所得
房地产商会最近有件高兴事儿：通过全国工商联，他们将“房地产振兴规划方案”变成提案，直交“两会”。其中，《关于振兴房地产市场、促进经济增长的提案》被作为书面发言印发给参会代表。这在历史上还是头一回。而此提案也是房地产业在“两会”上“振兴房地产”的惟一声音。
虽然，房地产业未被纳入“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但商会依然在积极寻求政策的支持，想借助“两会”的渠道谋求更为宽松的政策空间。
但与另一些行业比起来，房地产行会的努力成果就显得不那么突出了。44亿元，标识着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的能量。该协会曾向国务院提出解决成品油供需矛盾的建议，并得到了总理温家宝、副总理李克强的分别批示。于是，去年4月1日至6月30日间，中石油、中石化的部分进口成品油实行了进口环节增值税先征后返的政策，返还总计约44亿元。
从记者获得的材料看，行会们的成果还不仅限于此。
去年11月，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以康义会长名义上报的《世界金融危机对我国有色金属工业的影响及应对措施的建议》，得到了总理温家宝的批示。现在，有色金属业获得了多项新政策：有色金属产品进出口的税收政策将被调整，适当增加有色金属战略储备，扩大直供电试点，鼓励实施铝电联营，加大金融、财政支持力度，以及被鼓励到海外寻找更加丰富的矿藏。
机械行业提交给国资委的总结只有六百多字，但却单刀直入地提出期望：保护装备制造业赖以成长的国内市场，缓解制约装备制造业发展的若干瓶颈约束等。而钢铁行业则建议取消部分钢材的出口关税，提高高附加值钢材的出口退税率等，“一些建议得到了政府部门的认可。”该协会写道。
电力协会的希望则是，“有关部门通过各种经济、财税、信贷等措施予”，“以弥补火电企业巨额亏损和电网企业的利润大幅下降基本上是属于政策性亏损”。
金融危机下，各国显露贸易保护主义迹象令轻工业联合会感到担忧，他们期待着政府建立企业反倾销应诉专项资助资金，帮助中小企业积极应对国际贸易摩擦。
通过参加国务院及相关部门的会议，以及自己的信息报送渠道，煤炭协会所诉求的降低煤炭增值税率、暂缓出台增加企业成本费用的政策和措施、统一设计和规范煤炭税费制度等建议“已经引起国务院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批示有关部门认真研究”。
去年，商务部与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之间，建立了产业安全重大问题对策研究机制，以期把产业安全工作前置，应对可能的风险。几乎同时，该协会恢复出口退税率的愿望中有一些已如愿以偿。
行业协会的无力感
不同的行会能力千差万别。诉求不强烈的，满足于向政府提交些应景文章，而“能量大些的，还可以通过媒体内参上达天听”，一位行业协会内部人士说。“有些部门的领导退休后会去相关行会任职，若他们正好生性积极，凭借成熟的渠道和关系，表达诉求的效率就会更高。”该人士说，这在中国亦是公开的秘密。比如，中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中就有多位领导曾在建设部工作，因此，他们的办事效率也相对较高。
现实还有另外一面，也需被同时描述。“你很容易就会陷入一个巨大的逻辑漏洞。”一位行会中人说，“也许，从表面上看，我们的一些愿望实现了，但不能由此判定这就是行会的胜利。但如果只是正合了政府心意呢？如果有你所未见的其他原因呢？”在他看来，行会的地位并不乐观：当与政府相左的时候，行会的建议就会被搁置一旁———即便某次是政府错了，行会对了。“政府对‘抱团’概念的态度比较微妙，鼓励中也有对失控的担心。”他继续说，“有时候，有些部门对行会持‘实用主义’态度。”
这种“实用主义”态度，曾被中国行业协会商会网专家委员主任张经形象地概括出来，就比如“四点半现象”。“下午四点半，行业协会某总接到部委来电。‘现在有个事儿。刚才部长找我们要些相关素材。请你们加个班，务必明天早晨八点半给我。’”张经模仿说，“九点钟材料拿进去，马上把‘行会’的字样换成某某司提供，交给部长正好十点。”
这正是中国大多数行业协会的生存现状：在为别人服务前，自身的无力感尚未解决。现在，他们还得为自身的地位而努力。“有进展，但不算快。”张经觉得。前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2007]36号文件《关于加快行业协会商会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为了这个文件，徐匡迪努力了近三年。”张经说。徐匡迪是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全国工业行业协会的联合组织)的会长。
这份“36号文件”肯定他们“发挥了重要作用”，经常被协会中人反复提起，作为自身价值的证明。
但之后，下文接续的挺慢。“现在除了行业协会商会法已被列入国家五年立法规划、有的地方政府制定了些具体措施外，许多行业协会反映，其他还都几乎没有什么动静。”张经说。以致当时间逼近“两会”，张经还得为行会的发展写了三份提案草稿。“现在惟一能肯定的是，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行会确实变得越来越重要了。”上述匿名人士说。三十年改革之后，政府不再有管理一切的能力与需要。留给行业协会的是，企业与政府间的巨大空间。
在美国，这一空间已被商会大佬们发挥到了极致。美国商会的代表经常在国会作证，并经常与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商讨有关法律、公众政策。他们参与政治活动很积极，甚至会协助民间企业的国会议员候选人从事竞选。
不过，美国商会的活动大多在法律与阳光下公开进行，而中国的行业协会则更喜欢低调行事。
现在，中国的行业协会至今没能得到公众在道德层面的完全理解。去年，中国房地产协会曾上书中央，表达了行业的期待。结果遭到网民的一片骂声。
但公众的声音也并非无理，“没有法制，何来规制？”张经同时问道。他现在很希望行业协会商会法能早日完成，既能正式给予行会法律地位，又将行会的活动并入法治轨道。张经估计，行业协会商会法距人大最终通过，还需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