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二元结构下刺激消费需走四着“急棋”
通过实施新的减税计划改变目前我国国民收入分配及再分配向政府倾斜、财富越来越向国家转移和集中的趋势、积累率远远高于消费率的现实，真正实现“藏富于民”
健全公共财政体系，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把更多财政资金投向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以及住房保障等公共服务领域，通过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稳定居民的消费预期，增强居民消费信心
通过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放宽税前扣除范围，降低边际税率，刺激消费需求。要建立收入增长机制，增加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提高劳动报酬在GDP中的比重。发展个人消费信贷，倡导适度负债和超前消费的新观念。改善居民的消费预期，提高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
积极培育农村消费市场。农村金融机构尤其是农村信用社要把开展农村消费信贷业务当作整个信贷业务新的增长点来对待
在外部金融危机日益严重、内部经济下滑几成定局的态势下，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也适时从“一保一控”转向“保增长”，并明确提出了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组合拳，以达到扩大内需、保证经济稳步增长的目标。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出台的政策措施中，无论是4万亿元投资计划，还是央行放宽对商业银行信贷额度的控制、大幅降息以及多次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上述保增长的举措大多着眼于市场供给，对终端的消费需求重视不够。刺激内需如果过多地依赖供给管理，而不从源头上解决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两大问题，那么缺乏消费支撑的投资也不可能获得持久的发展。
然而，现实中，由于居民收入分配结构失衡，农村社会保障不健全等内外部因素影响，消费长期以来很难真正启动，特别是农村消费。这就成为制约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难题。
投资与消费失衡的隐忧
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消费率明显偏低。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显示，发达国家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例平均在80%左右，发展中国家平均约70%。而中国改革开放后，由于经济增长快，投资率较高，消费率出现稳步下降的趋势，在55%～65%区间波动。从2001年至今，消费率一直处在60%以下。消费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大大低于国际平均水平。按照当年价格计算，2003年我国最终消费率为55.4%，资本形成率为42.9%，其中固定资本形成率为42.8%。2007年我国的消费率比世界平均水平低41个百分点，固定资本形成率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十几个百分点。
投资率与消费率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经济的高速增长，投资率不断上升，消费率不断下降。
1978年到2006年的29年间，中国GDP年均增长9.7%，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均为7%，比经济增长速度低2.7个百分点。2000年到2005年间，中国的人均产出增长了63.4%。但是，中国的工资总额占经济总量的比重并没有相应提高，反而有所下降。如2002年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为12.66%，到2004年和2005年变为10.57%和10.76%，远远低于美国57%的水平。而政府的财政收入在这两年却有20%的增长，是GDP增长速度的2倍，占GDP的比重由2000年的13.5%增加到2005年的17%。这说明工资总额占经济总量的份额减少，政府的财政收入占经济总量的份额不断增加，政府最终可支配收入的规模迅速扩大，相应人们可支配的收入明显削弱，这也导致了中国消费率不断下降。
单纯依靠投资拉动内需的负面效应不容忽视。以政府为主体的大规模投资，会抑制居民消费的合理增长，直接导致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失衡。过去25年，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率逐步上升，而最终消费率却不断下降，导致我国目前的最终需求结构严重失衡。
消费不振的另一原因源于我国极不均衡的城乡二元结构。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居民消费具有消费结构不协调、消费水平不均衡、消费倾向偏低等特点。这不仅导致农村消费市场启动乏力，市场容量不断相对萎缩，农村消费需求对扩张整个消费市场的作用大大削弱，从而也使得农村消费需求对GDP增长率贡献份额下降，制约了国民经济持续增长。9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出现的持续性有效需求不足，关键是农民的消费需求不足，这也成为经济增长减缓的重要诱因。近1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量不到城镇居民收入增量的20%，城乡人均存款之比为7：1，这也导致近年城乡消费距离变大，整个农村消费水准大大落后于城市。
长期以来，农民预期收入过低和预期支出的刚性增长及不可预测性，抑制了他们对消费信贷的有效需求。一方面，农业总体发展水平低，农民在农业上的收入相当有限，难以使农民将远期消费转化为近期消费。另一方面，农民的预期支出仍不容乐观。据调查，子女教育费用支出仍是目前农民最大的支出负担。在收入预期不确定、而支出却刚性增长的情况下，农民难以有勇气举债消费。此外，受传统消费观念和现实收入情况的制约，农民缺少举债消费的心理支撑。
对于个人消费者来说，预期未来经济形势恶化引致失业率提高与预期收入下降是其调整消费行为的主要动因。而降低个人信贷利率仅仅是降低消费成本，很难与潜在失业和收入降低相比。当收入下降、股市财富缩水同时家庭财产缩水时，居民在金融危机下的消费欲望将受到压抑，消费将会延期，反过来强化了通货紧缩，从而导致居民对消费信心更加不足。
消费信心不足、预期降低，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消费倾向。如果继续走投资拉动内需的老路子，势必导致政府的财政负担逐渐加大，为保持政府财政的投资功能，政府必须要继续保持高税负，高积累，其结果必然是：一方面，政府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挤压了居民收入和企业收入增长的空间，使得居民消费能力和民间投资能力下降；另一方面，政府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支出的滞后，又导致居民消费倾向下降，储蓄倾向上升。
内需的不足迫使政府不断加大公共投资刺激经济，也使得我国经济对外贸的依赖加强，需要更多的贸易顺差来带动经济的增长，对外贸和政府投资的依赖加强又加剧了经济结构的失衡和居民收入受抑，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陷入“国富民不强”的怪圈，必将影响人民生活水平的继续提高。
扩大消费需求是当务之急
从当前经济形势和长期经济稳定发展趋势来看，我国应把促进提高消费率、扩大消费需求作为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来抓，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新一轮刺激经济扩大内需的关键是刺激国内消费，调控政策要特别注意处理好积累与消费的关系，把刺激国内消费作为头等大事来抓，避免走过去仅靠投资拉动内需的老路子。
首先，综合运用财税政策工具，扩大消费需求。通过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这需要采取有效措施通过实施新的减税计划改变目前我国国民收入分配及再分配向政府倾斜、财富越来越向国家转移和集中的趋势、积累率远远高于消费率的现实，真正实现“藏富于民”。在经济快速发展，国家逐步富裕的同时，切实增强居民的消费能力；健全公共财政体系，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把更多财政资金投向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以及住房保障等公共服务领域，通过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稳定居民的消费预期，增强居民消费信心。
其次，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合理把握政府投资总量规模，保持一定的投资增长水平。同时，深入推进政府投资体制改革，调整优化政府投资结构，重点用于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生态环保、技术创新以及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
第三，在居民消费方面，通过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放宽税前扣除范围，降低边际税率，刺激消费需求。要建立收入增长机制，增加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提高劳动报酬在GDP中的比重。发展个人消费信贷，倡导适度负债和超前消费的新观念。改善居民的消费预期，提高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
第四，积极培育农村消费市场。在城市消费市场逐渐饱和的今天，农村消费市场正日益成为一个新的消费增长点。随着新农村建设的全面推进，农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农民消费结构向提高质量转变，特别是在住房、汽车等新大件上的消费量高速增长，消费层次出现升级趋势。这不仅带动了农民消费支出的相应增加，也推动了农村消费市场的进一步增长。农村金融机构尤其是农村信用社要把开展农村消费信贷业务当作整个信贷业务新的增长点来对待。结合农民的消费习惯，完善消费信贷品种，满足不同层次农户的消费需求，与时俱进地推出中高档耐用消费品、教育、医疗、现代农业机械、建房及住房装修等适销对路的特色消费信贷新品种。 （韩复龄 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应用金融系主任、教授）拉动内需的一张“王牌”：开动“农民工就业直通车”
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必须扩大内需，除此之外没有更好的办法。而笔者认为，实施“农民工就业直通车”方案，则是拉动内需的王牌之一。
所谓“农民工就业直通车”，就是让每一个愿意接受职业教育的农民工可以在无需事先支付任何学费的情况下，接受职业培训，在学习期间享受全面医疗保障，同时可以预支未来的工资（按市场标准来确定），直到找到新的工作；待学业结束，找到工作之后再逐步偿还全部学费、预支的工资及其利息。简单地说，就是让每一个农民工用未来的收入实施教育、医疗与就业等各个方面的自我保障。
目前，中国民众储蓄虽然已达18万亿元人民币，可实际上绝大多数民众的现实支付能力极其有限。他们并不是不敢或不愿消费，而是没有支付能力，绝大多数农民工的经济状况就是一个明证。更何况在告别计划经济之后，农村社会保障实际上在许多方面还处于真空状态。因此即使有一定的储蓄，也不能挥霍浪费。否则一旦出现不时之需，必定会出现问题。
所以，扩大内需最佳的选择是实现民众的合理超前消费，而不是用当前的储蓄来浪费(或者说挥霍)。唯有使民众合理超前消费，才可以安全而有效地大幅度拉动内需。而“农民工就业直通车”的实施，将会带来一次非常深刻的社会消费革命，从而在根本上彻底改变上述状况。
首先，它不是用目前的存款来消费，而是用未来的收入消费，因此是一种完全的超前消费。它所带来的超前消费量是空前巨大的。我们初步估算，中国农民工的总量应该就是农村所不需要的全部冗余劳动力的总和，估计其人数至少在4亿以上，因此他们的这种消费估计在20万亿人民币左右（甚至更多）。这样巨大的超前消费无疑将从根本上全面拉动中国内需。
其次，由于农民工的就业、医疗以及教育都有了非常可靠的保障，农民工的储蓄意识将自然而然地发生变化，因为无需再以储蓄的方式来应对失业、教育和医疗费用问题。这必将使人们从不敢消费的恐惧中解放出来，从而造成他们用现在的储蓄来消费。这种消费究竟会达到什么数量级，据我们估计，至少会占目前储蓄总额的10%到20%，也就是说在1.8万亿到3.6万亿人民币之间，它对拉动内需增长意义重大。
至于谁来贷款给农民工、资金从何而来、农民工预支工资之后如果赖账不还怎么办等问题，笔者认为，只要采用互助循环保障模式，就不会出现呆账和坏账问题。
所谓“互助循环保障”，就是由社会保障体系（社保与民政）为农民工向金融信贷机构贷款，然后再转给农民工，农民工形成还款能力之后逐步偿还给社会保障体系。
社会保障体系向银行贷款非常容易，因为它的信誉是世界上最好的。社会保障体系向银行贷款不仅信誉好，金额也非常巨大，因此银行工作量会极大减轻。所以，这种贷款是银行求之不得的最优质贷款。这种贷款对目前中国金融信贷体系更加重要。
目前，中国金融信贷体系的资金流动面临着难以突破的困境：至少超过45万亿人民币的资金没有稳妥的流动出路，这不仅造成资源上的巨大浪费，更严重制约着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突破这一困境，尤其是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是亟需解决的问题。贷款给社会保障体系，让农民工用未来收入解决当前的暂时性困难，就可以使数十万亿资金突破流动困境。另一方面，中国社会保障体系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资金匮乏。由于资金匮乏，致使中国社会保障很不完善、不全面。由于这一原因，目前数亿农民工都没有涵盖在这一保障体系之内。
可是，如果实施“农民工就业直通车”，既可以实现对农民工的全面社会保障，又可以使社会保障无需支出巨大资金。这种保障模式不但可以解决农民工、银行问题，而且还能有效破解社会保障体系存在的难题。
就本质而言，社会保障体系应该为每一个社会成员提供全面的社会保障，所以社会保障体系有义务提供贷款给每一个农民工，让他们可以用未来的收入实现自我就业保障，这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天然责任。
在西方国家，社会保障体系也同样面临着严重的资金短缺问题。这种短缺在短期内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因为它在本质上是一个资金消耗的无底洞。而向农民工提供贷款，使他们以未来的收入自我保障，社会保障体系就无需再为农民工提供任何救济，甚至于无需提供低保和医保（除非永久性的绝对贫困者），因为农民工需要悉数偿还全部费用，这就可以节约巨大开支。而且贷款者越多，社会保障支出就越小，获益越大。
提供贷款给农民工，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定的坏账——这是由于农民工出现意外导致工作能力的丧失而造成的。但这种坏账的发生概率非常低（如前所述，按照联合国伤残人士的统计标准和数据计算，残疾人通常不会超过人口总数的5%，因此农民工伤残人士的比例会更低），与社会保障体系所节约的费用相比较，实在不成比例，因此完全可以忽略不计。更为重要的是获得贷款的农民工越多，社会保障节约的开支就越大，坏账的化解就越不是问题。
任何社会保障体系都由一个全面的付费体系和一个非常全面的强制性收费体系组成，它可以覆盖每一个社会成员，没有任何人可以脱离这一体系。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可能出现赖账。社会保障体系可以通过其收费体系来收回对农民工的贷款。因此不会产生国家助学贷款所遭遇的赖账问题。
尽管中国社会保障迄今为止是不统一的，但是农民工就业直通车实际上就是一种新型的社会保障制度。显然，这种社会保障制度就是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它可以将每一个农民工都纳入其中，没有任何农民工可以脱离这一社会保障体系。
众所周知，中国社会保障建设在农村面临着诸多困难，一些农民无法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即使可以纳入也不能获得全面保障，因为资金短缺。可以预言：中国即使在十年之后建立起这种社会保障体系，也将成为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桎梏。西方一些国家社会经济发展速度由最快的地区蜕变为发展的缓慢地区，关键原因就在于其社会保障资金消耗其GDP的30%左右，因此整个社会的经济负担极其沉重，发展活力几近窒息。
但是，如果采用互助循环保障，让每一个农民工可以用未来的收入自我保障，就可以在无需政府投资的情况下迅速建立起一套全民和全面的新型社会保障体系，而且这一体系的效果比西方当前的社会保障体系更为优异：它既可以覆盖每一个农民工，而且使他们得到更为优异的全面社会保障，更可以化解社会保障关键和运作所难以解决的资金问题。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完全可以说，采用互助循环保障模式，实施“农民工就业直通车”方案，不仅是拉动内需的王牌之一，也是中国社会保障体系走出资金短缺困境不可或缺的最优选择。（孔保罗 作者系旅澳学者，曾供职于上海社科院）动态消息
杭州亿元消费券使用近半
1比1拉动消费
杭州市政府发放的1亿元消费券,截至2月5日已正式启用13天，统计显示参与企业已回收4400万元，平均每张20元面值的消费券,额外拉动的消费也有20元。
据悉,杭州市拿出一亿元，面向67万人发放消费券以来,1月24日到2月5日杭州人已经花掉了4400万元。杭州市贸易局对23家企业的抽样调查显示，1月24日至2月3日的11天中，共回收消费券102.08万张，回收额2041.6万元，带消费券的小票额4207.59万元，拉动放大效应2.06倍。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表示，发放消费券的目的就是利用消费的乘数效应，刺激内需，从而拉动生产，扩大就业。
据了解，93%的消费券用在超市，主要用于购买食品和滋补品。四家商场共回收消费券7.6万张，主要用于购买服装，回收额152万元，带消费券的小票额546.52万元，拉动放大效应3.6倍。
苏宁、国美、话机世界等三家家电卖场和手机连锁店共回收消费券4.07万张，在苏宁电器，购买较多的商品是小家电，约占60%，冰箱、洗衣机约占20%；在国美电器，则有较多的中小学生购买MP3、MP4；在话机世界，持券者大多购买中低档手机。三家卖场回收额81.4万元，带消费券的小票额441.7万元，拉动放大效应约5.4倍。
消费券带来商贸、旅游、文化娱乐等春节市场购销两旺的局面。华润万家滨江店的销售额与去年农历同期相比，增长31.4%；庆春电影大世界春节期间一半的观众使用了消费券；杭州市假日办统计，春节期间杭州各景点已接待持有消费券的游客5000人次。
杭州市春节前向67万人发放了面值为20元的消费券，中小学生、困难群体和退休职工每人获得100元到200元不等的消费券。消费券可以在当地49家企业的300多个网点使用，有效期为三个月。（叶 新）
为刺激内需
建议立刻开征遗产税
中国人自古有储蓄的习惯，自己一辈子花不完的财富，都要留给子孙后代，最好能够庇佑子孙万代，其实这是非常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大家都多储蓄少消费不消费，国内的商品市场永远不能够扩大，企业永远得不到发展，中国国内的消费市场只能够消费掉我们能够生产出来的商品额的35%，还剩下65%的产品因为没有购买力了，所以只能够把生产出来的优质产品低价贱价卖给国外，发展所谓的繁荣的出口贸易经济，消耗自己的资源，破坏自己的环境，来获取一丁点可怜的利润，这其中还有很大一部分是所谓的美元财富，花都花不掉，你买国内经济建设急需的高科技产品，人家根本都不卖给你，低端的产品国内都可以生产，也根本不需要购买，收购国外的石油矿产等战略资源，老外或者给你上套痛宰或者根本不卖你，最后只能买进大量的美国国债来托美元的市，还随时要承受美元贬值的痛苦。
并且这么大量的遗产都留给后代，其实是造成很大的社会竞争不公平，有钱人的后代长期垄断大量的社会资源，而穷人的后代很可能永远都面临朝不保夕的窘境。当有钱人的后代坐着豪华名车进入贵族学府，而穷人的后代永远只能在四处穿风的简陋校舍读书，当有钱人的后代在全世界旅游大开眼界，而穷人的孩子只能早当家补贴家用，当有钱人的后代进入社会，他们可以凭借父辈留给他们的巨大财富掌控人脉，呼风唤雨，立于不败，长久屹立在社会的金字塔塔尖，而穷人的孩子永远处在金字塔的最低端，根本无法进入这些所谓精英的社交范围。
因此，建议尽早开征遗产税，促进国内消费市场的发展，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所有征收的税款专门用于民生福利方面，用于建立全民基本医保，建立全民社会养老制度，建立从小学到高中的免费义务教育，真正实现社会的公平竞争。
遗产税可实行累进税率，设立50万免征额,对于遗产100万以下的，可以低税率，比如按10%征收，对于100万到500万之间的按照25%征收，对于500万以上的巨额遗产按照50%征收。（佚 名）
扩大消费需求是当务之急
从当前经济形势和长期经济稳定发展趋势来看，我国应把促进提高消费率、扩大消费需求作为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来抓，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新一轮刺激经济扩大内需的关键是刺激国内消费，调控政策要特别注意处理好积累与消费的关系，把刺激国内消费作为头等大事来抓，避免走过去仅靠投资拉动内需的老路子。
首先，综合运用财税政策工具，扩大消费需求。通过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这需要采取有效措施通过实施新的减税计划改变目前我国国民收入分配及再分配向政府倾斜、财富越来越向国家转移和集中的趋势、积累率远远高于消费率的现实，真正实现“藏富于民”。在经济快速发展，国家逐步富裕的同时，切实增强居民的消费能力；健全公共财政体系，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把更多财政资金投向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以及住房保障等公共服务领域，通过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稳定居民的消费预期，增强居民消费信心。
其次，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合理把握政府投资总量规模，保持一定的投资增长水平。同时，深入推进政府投资体制改革，调整优化政府投资结构，重点用于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生态环保、技术创新以及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
第三，在居民消费方面，通过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放宽税前扣除范围，降低边际税率，刺激消费需求。要建立收入增长机制，增加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提高劳动报酬在GDP中的比重。发展个人消费信贷，倡导适度负债和超前消费的新观念。改善居民的消费预期，提高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
第四，积极培育农村消费市场。在城市消费市场逐渐饱和的今天，农村消费市场正日益成为一个新的消费增长点。随着新农村建设的全面推进，农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农民消费结构向提高质量转变，特别是在住房、汽车等新大件上的消费量高速增长，消费层次出现升级趋势。这不仅带动了农民消费支出的相应增加，也推动了农村消费市场的进一步增长。农村金融机构尤其是农村信用社要把开展农村消费信贷业务当作整个信贷业务新的增长点来对待。结合农民的消费习惯，完善消费信贷品种，满足不同层次农户的消费需求，与时俱进地推出中高档耐用消费品、教育、医疗、现代农业机械、建房及住房装修等适销对路的特色消费信贷新品种。 （韩复龄 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应用金融系主任、教授）拉动内需的一张“王牌”：开动“农民工就业直通车”
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必须扩大内需，除此之外没有更好的办法。而笔者认为，实施“农民工就业直通车”方案，则是拉动内需的王牌之一。
所谓“农民工就业直通车”，就是让每一个愿意接受职业教育的农民工可以在无需事先支付任何学费的情况下，接受职业培训，在学习期间享受全面医疗保障，同时可以预支未来的工资（按市场标准来确定），直到找到新的工作；待学业结束，找到工作之后再逐步偿还全部学费、预支的工资及其利息。简单地说，就是让每一个农民工用未来的收入实施教育、医疗与就业等各个方面的自我保障。
目前，中国民众储蓄虽然已达18万亿元人民币，可实际上绝大多数民众的现实支付能力极其有限。他们并不是不敢或不愿消费，而是没有支付能力，绝大多数农民工的经济状况就是一个明证。更何况在告别计划经济之后，农村社会保障实际上在许多方面还处于真空状态。因此即使有一定的储蓄，也不能挥霍浪费。否则一旦出现不时之需，必定会出现问题。
所以，扩大内需最佳的选择是实现民众的合理超前消费，而不是用当前的储蓄来浪费(或者说挥霍)。唯有使民众合理超前消费，才可以安全而有效地大幅度拉动内需。而“农民工就业直通车”的实施，将会带来一次非常深刻的社会消费革命，从而在根本上彻底改变上述状况。
首先，它不是用目前的存款来消费，而是用未来的收入消费，因此是一种完全的超前消费。它所带来的超前消费量是空前巨大的。我们初步估算，中国农民工的总量应该就是农村所不需要的全部冗余劳动力的总和，估计其人数至少在4亿以上，因此他们的这种消费估计在20万亿人民币左右（甚至更多）。这样巨大的超前消费无疑将从根本上全面拉动中国内需。
其次，由于农民工的就业、医疗以及教育都有了非常可靠的保障，农民工的储蓄意识将自然而然地发生变化，因为无需再以储蓄的方式来应对失业、教育和医疗费用问题。这必将使人们从不敢消费的恐惧中解放出来，从而造成他们用现在的储蓄来消费。这种消费究竟会达到什么数量级，据我们估计，至少会占目前储蓄总额的10%到20%，也就是说在1.8万亿到3.6万亿人民币之间，它对拉动内需增长意义重大。
至于谁来贷款给农民工、资金从何而来、农民工预支工资之后如果赖账不还怎么办等问题，笔者认为，只要采用互助循环保障模式，就不会出现呆账和坏账问题。
所谓“互助循环保障”，就是由社会保障体系（社保与民政）为农民工向金融信贷机构贷款，然后再转给农民工，农民工形成还款能力之后逐步偿还给社会保障体系。
社会保障体系向银行贷款非常容易，因为它的信誉是世界上最好的。社会保障体系向银行贷款不仅信誉好，金额也非常巨大，因此银行工作量会极大减轻。所以，这种贷款是银行求之不得的最优质贷款。这种贷款对目前中国金融信贷体系更加重要。
从当前经济形势和长期经济稳定发展趋势来看，我国应把促进提高消费率、扩大消费需求作为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来抓，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新一轮刺激经济扩大内需的关键是刺激国内消费，调控政策要特别注意处理好积累与消费的关系，把刺激国内消费作为头等大事来抓，避免走过去仅靠投资拉动内需的老路子。
首先，综合运用财税政策工具，扩大消费需求。通过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这需要采取有效措施通过实施新的减税计划改变目前我国国民收入分配及再分配向政府倾斜、财富越来越向国家转移和集中的趋势、积累率远远高于消费率的现实，真正实现“藏富于民”。在经济快速发展，国家逐步富裕的同时，切实增强居民的消费能力；健全公共财政体系，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把更多财政资金投向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以及住房保障等公共服务领域，通过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稳定居民的消费预期，增强居民消费信心。
其次，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合理把握政府投资总量规模，保持一定的投资增长水平。同时，深入推进政府投资体制改革，调整优化政府投资结构，重点用于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生态环保、技术创新以及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
第三，在居民消费方面，通过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放宽税前扣除范围，降低边际税率，刺激消费需求。要建立收入增长机制，增加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提高劳动报酬在GDP中的比重。发展个人消费信贷，倡导适度负债和超前消费的新观念。改善居民的消费预期，提高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
第四，积极培育农村消费市场。在城市消费市场逐渐饱和的今天，农村消费市场正日益成为一个新的消费增长点。随着新农村建设的全面推进，农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农民消费结构向提高质量转变，特别是在住房、汽车等新大件上的消费量高速增长，消费层次出现升级趋势。这不仅带动了农民消费支出的相应增加，也推动了农村消费市场的进一步增长。农村金融机构尤其是农村信用社要把开展农村消费信贷业务当作整个信贷业务新的增长点来对待。结合农民的消费习惯，完善消费信贷品种，满足不同层次农户的消费需求，与时俱进地推出中高档耐用消费品、教育、医疗、现代农业机械、建房及住房装修等适销对路的特色消费信贷新品种。 （韩复龄 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应用金融系主任、教授）拉动内需的一张“王牌”：开动“农民工就业直通车”
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必须扩大内需，除此之外没有更好的办法。而笔者认为，实施“农民工就业直通车”方案，则是拉动内需的王牌之一。
所谓“农民工就业直通车”，就是让每一个愿意接受职业教育的农民工可以在无需事先支付任何学费的情况下，接受职业培训，在学习期间享受全面医疗保障，同时可以预支未来的工资（按市场标准来确定），直到找到新的工作；待学业结束，找到工作之后再逐步偿还全部学费、预支的工资及其利息。简单地说，就是让每一个农民工用未来的收入实施教育、医疗与就业等各个方面的自我保障。
目前，中国民众储蓄虽然已达18万亿元人民币，可实际上绝大多数民众的现实支付能力极其有限。他们并不是不敢或不愿消费，而是没有支付能力，绝大多数农民工的经济状况就是一个明证。更何况在告别计划经济之后，农村社会保障实际上在许多方面还处于真空状态。因此即使有一定的储蓄，也不能挥霍浪费。否则一旦出现不时之需，必定会出现问题。
所以，扩大内需最佳的选择是实现民众的合理超前消费，而不是用当前的储蓄来浪费(或者说挥霍)。唯有使民众合理超前消费，才可以安全而有效地大幅度拉动内需。而“农民工就业直通车”的实施，将会带来一次非常深刻的社会消费革命，从而在根本上彻底改变上述状况。
首先，它不是用目前的存款来消费，而是用未来的收入消费，因此是一种完全的超前消费。它所带来的超前消费量是空前巨大的。我们初步估算，中国农民工的总量应该就是农村所不需要的全部冗余劳动力的总和，估计其人数至少在4亿以上，因此他们的这种消费估计在20万亿人民币左右（甚至更多）。这样巨大的超前消费无疑将从根本上全面拉动中国内需。
其次，由于农民工的就业、医疗以及教育都有了非常可靠的保障，农民工的储蓄意识将自然而然地发生变化，因为无需再以储蓄的方式来应对失业、教育和医疗费用问题。这必将使人们从不敢消费的恐惧中解放出来，从而造成他们用现在的储蓄来消费。这种消费究竟会达到什么数量级，据我们估计，至少会占目前储蓄总额的10%到20%，也就是说在1.8万亿到3.6万亿人民币之间，它对拉动内需增长意义重大。
至于谁来贷款给农民工、资金从何而来、农民工预支工资之后如果赖账不还怎么办等问题，笔者认为，只要采用互助循环保障模式，就不会出现呆账和坏账问题。
所谓“互助循环保障”，就是由社会保障体系（社保与民政）为农民工向金融信贷机构贷款，然后再转给农民工，农民工形成还款能力之后逐步偿还给社会保障体系。
社会保障体系向银行贷款非常容易，因为它的信誉是世界上最好的。社会保障体系向银行贷款不仅信誉好，金额也非常巨大，因此银行工作量会极大减轻。所以，这种贷款是银行求之不得的最优质贷款。这种贷款对目前中国金融信贷体系更加重要。
目前，中国金融信贷体系的资金流动面临着难以突破的困境：至少超过45万亿人民币的资金没有稳妥的流动出路，这不仅造成资源上的巨大浪费，更严重制约着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突破这一困境，尤其是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是亟需解决的问题。贷款给社会保障体系，让农民工用未来收入解决当前的暂时性困难，就可以使数十万亿资金突破流动困境。另一方面，中国社会保障体系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资金匮乏。由于资金匮乏，致使中国社会保障很不完善、不全面。由于这一原因，目前数亿农民工都没有涵盖在这一保障体系之内。
可是，如果实施“农民工就业直通车”，既可以实现对农民工的全面社会保障，又可以使社会保障无需支出巨大资金。这种保障模式不但可以解决农民工、银行问题，而且还能有效破解社会保障体系存在的难题。
就本质而言，社会保障体系应该为每一个社会成员提供全面的社会保障，所以社会保障体系有义务提供贷款给每一个农民工，让他们可以用未来的收入实现自我就业保障，这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天然责任。
在西方国家，社会保障体系也同样面临着严重的资金短缺问题。这种短缺在短期内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因为它在本质上是一个资金消耗的无底洞。而向农民工提供贷款，使他们以未来的收入自我保障，社会保障体系就无需再为农民工提供任何救济，甚至于无需提供低保和医保（除非永久性的绝对贫困者），因为农民工需要悉数偿还全部费用，这就可以节约巨大开支。而且贷款者越多，社会保障支出就越小，获益越大。
提供贷款给农民工，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定的坏账——这是由于农民工出现意外导致工作能力的丧失而造成的。但这种坏账的发生概率非常低（如前所述，按照联合国伤残人士的统计标准和数据计算，残疾人通常不会超过人口总数的5%，因此农民工伤残人士的比例会更低），与社会保障体系所节约的费用相比较，实在不成比例，因此完全可以忽略不计。更为重要的是获得贷款的农民工越多，社会保障节约的开支就越大，坏账的化解就越不是问题。
任何社会保障体系都由一个全面的付费体系和一个非常全面的强制性收费体系组成，它可以覆盖每一个社会成员，没有任何人可以脱离这一体系。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可能出现赖账。社会保障体系可以通过其收费体系来收回对农民工的贷款。因此不会产生国家助学贷款所遭遇的赖账问题。
尽管中国社会保障迄今为止是不统一的，但是农民工就业直通车实际上就是一种新型的社会保障制度。显然，这种社会保障制度就是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它可以将每一个农民工都纳入其中，没有任何农民工可以脱离这一社会保障体系。
众所周知，中国社会保障建设在农村面临着诸多困难，一些农民无法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即使可以纳入也不能获得全面保障，因为资金短缺。可以预言：中国即使在十年之后建立起这种社会保障体系，也将成为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桎梏。西方一些国家社会经济发展速度由最快的地区蜕变为发展的缓慢地区，关键原因就在于其社会保障资金消耗其GDP的30%左右，因此整个社会的经济负担极其沉重，发展活力几近窒息。
但是，如果采用互助循环保障，让每一个农民工可以用未来的收入自我保障，就可以在无需政府投资的情况下迅速建立起一套全民和全面的新型社会保障体系，而且这一体系的效果比西方当前的社会保障体系更为优异：它既可以覆盖每一个农民工，而且使他们得到更为优异的全面社会保障，更可以化解社会保障关键和运作所难以解决的资金问题。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完全可以说，采用互助循环保障模式，实施“农民工就业直通车”方案，不仅是拉动内需的王牌之一，也是中国社会保障体系走出资金短缺困境不可或缺的最优选择。（孔保罗 作者系旅澳学者，曾供职于上海社科院）动态消息
可是，如果实施“农民工就业直通车”，既可以实现对农民工的全面社会保障，又可以使社会保障无需支出巨大资金。这种保障模式不但可以解决农民工、银行问题，而且还能有效破解社会保障体系存在的难题。
就本质而言，社会保障体系应该为每一个社会成员提供全面的社会保障，所以社会保障体系有义务提供贷款给每一个农民工，让他们可以用未来的收入实现自我就业保障，这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天然责任。
在西方国家，社会保障体系也同样面临着严重的资金短缺问题。这种短缺在短期内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因为它在本质上是一个资金消耗的无底洞。而向农民工提供贷款，使他们以未来的收入自我保障，社会保障体系就无需再为农民工提供任何救济，甚至于无需提供低保和医保（除非永久性的绝对贫困者），因为农民工需要悉数偿还全部费用，这就可以节约巨大开支。而且贷款者越多，社会保障支出就越小，获益越大。
提供贷款给农民工，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定的坏账——这是由于农民工出现意外导致工作能力的丧失而造成的。但这种坏账的发生概率非常低（如前所述，按照联合国伤残人士的统计标准和数据计算，残疾人通常不会超过人口总数的5%，因此农民工伤残人士的比例会更低），与社会保障体系所节约的费用相比较，实在不成比例，因此完全可以忽略不计。更为重要的是获得贷款的农民工越多，社会保障节约的开支就越大，坏账的化解就越不是问题。
任何社会保障体系都由一个全面的付费体系和一个非常全面的强制性收费体系组成，它可以覆盖每一个社会成员，没有任何人可以脱离这一体系。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可能出现赖账。社会保障体系可以通过其收费体系来收回对农民工的贷款。因此不会产生国家助学贷款所遭遇的赖账问题。
尽管中国社会保障迄今为止是不统一的，但是农民工就业直通车实际上就是一种新型的社会保障制度。显然，这种社会保障制度就是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它可以将每一个农民工都纳入其中，没有任何农民工可以脱离这一社会保障体系。
众所周知，中国社会保障建设在农村面临着诸多困难，一些农民无法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即使可以纳入也不能获得全面保障，因为资金短缺。可以预言：中国即使在十年之后建立起这种社会保障体系，也将成为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桎梏。西方一些国家社会经济发展速度由最快的地区蜕变为发展的缓慢地区，关键原因就在于其社会保障资金消耗其GDP的30%左右，因此整个社会的经济负担极其沉重，发展活力几近窒息。
但是，如果采用互助循环保障，让每一个农民工可以用未来的收入自我保障，就可以在无需政府投资的情况下迅速建立起一套全民和全面的新型社会保障体系，而且这一体系的效果比西方当前的社会保障体系更为优异：它既可以覆盖每一个农民工，而且使他们得到更为优异的全面社会保障，更可以化解社会保障关键和运作所难以解决的资金问题。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完全可以说，采用互助循环保障模式，实施“农民工就业直通车”方案，不仅是拉动内需的王牌之一，也是中国社会保障体系走出资金短缺困境不可或缺的最优选择。（孔保罗 作者系旅澳学者，曾供职于上海社科院）动态消息
杭州亿元消费券使用近半
1比1拉动消费
杭州市政府发放的1亿元消费券,截至2月5日已正式启用13天，统计显示参与企业已回收4400万元，平均每张20元面值的消费券,额外拉动的消费也有20元。
据悉,杭州市拿出一亿元，面向67万人发放消费券以来,1月24日到2月5日杭州人已经花掉了4400万元。杭州市贸易局对23家企业的抽样调查显示，1月24日至2月3日的11天中，共回收消费券102.08万张，回收额2041.6万元，带消费券的小票额4207.59万元，拉动放大效应2.06倍。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表示，发放消费券的目的就是利用消费的乘数效应，刺激内需，从而拉动生产，扩大就业。
据了解，93%的消费券用在超市，主要用于购买食品和滋补品。四家商场共回收消费券7.6万张，主要用于购买服装，回收额152万元，带消费券的小票额546.52万元，拉动放大效应3.6倍。
苏宁、国美、话机世界等三家家电卖场和手机连锁店共回收消费券4.07万张，在苏宁电器，购买较多的商品是小家电，约占60%，冰箱、洗衣机约占20%；在国美电器，则有较多的中小学生购买MP3、MP4；在话机世界，持券者大多购买中低档手机。三家卖场回收额81.4万元，带消费券的小票额441.7万元，拉动放大效应约5.4倍。
消费券带来商贸、旅游、文化娱乐等春节市场购销两旺的局面。华润万家滨江店的销售额与去年农历同期相比，增长31.4%；庆春电影大世界春节期间一半的观众使用了消费券；杭州市假日办统计，春节期间杭州各景点已接待持有消费券的游客5000人次。
杭州市春节前向67万人发放了面值为20元的消费券，中小学生、困难群体和退休职工每人获得100元到200元不等的消费券。消费券可以在当地49家企业的300多个网点使用，有效期为三个月。（叶 新）
为刺激内需
建议立刻开征遗产税
中国人自古有储蓄的习惯，自己一辈子花不完的财富，都要留给子孙后代，最好能够庇佑子孙万代，其实这是非常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大家都多储蓄少消费不消费，国内的商品市场永远不能够扩大，企业永远得不到发展，中国国内的消费市场只能够消费掉我们能够生产出来的商品额的35%，还剩下65%的产品因为没有购买力了，所以只能够把生产出来的优质产品低价贱价卖给国外，发展所谓的繁荣的出口贸易经济，消耗自己的资源，破坏自己的环境，来获取一丁点可怜的利润，这其中还有很大一部分是所谓的美元财富，花都花不掉，你买国内经济建设急需的高科技产品，人家根本都不卖给你，低端的产品国内都可以生产，也根本不需要购买，收购国外的石油矿产等战略资源，老外或者给你上套痛宰或者根本不卖你，最后只能买进大量的美国国债来托美元的市，还随时要承受美元贬值的痛苦。
并且这么大量的遗产都留给后代，其实是造成很大的社会竞争不公平，有钱人的后代长期垄断大量的社会资源，而穷人的后代很可能永远都面临朝不保夕的窘境。当有钱人的后代坐着豪华名车进入贵族学府，而穷人的后代永远只能在四处穿风的简陋校舍读书，当有钱人的后代在全世界旅游大开眼界，而穷人的孩子只能早当家补贴家用，当有钱人的后代进入社会，他们可以凭借父辈留给他们的巨大财富掌控人脉，呼风唤雨，立于不败，长久屹立在社会的金字塔塔尖，而穷人的孩子永远处在金字塔的最低端，根本无法进入这些所谓精英的社交范围。
因此，建议尽早开征遗产税，促进国内消费市场的发展，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所有征收的税款专门用于民生福利方面，用于建立全民基本医保，建立全民社会养老制度，建立从小学到高中的免费义务教育，真正实现社会的公平竞争。
遗产税可实行累进税率，设立50万免征额,对于遗产100万以下的，可以低税率，比如按10%征收，对于100万到500万之间的按照25%征收，对于500万以上的巨额遗产按照50%征收。（佚 名）
1比1拉动消费
杭州市政府发放的1亿元消费券,截至2月5日已正式启用13天，统计显示参与企业已回收4400万元，平均每张20元面值的消费券,额外拉动的消费也有20元。
据悉,杭州市拿出一亿元，面向67万人发放消费券以来,1月24日到2月5日杭州人已经花掉了4400万元。杭州市贸易局对23家企业的抽样调查显示，1月24日至2月3日的11天中，共回收消费券102.08万张，回收额2041.6万元，带消费券的小票额4207.59万元，拉动放大效应2.06倍。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表示，发放消费券的目的就是利用消费的乘数效应，刺激内需，从而拉动生产，扩大就业。
据了解，93%的消费券用在超市，主要用于购买食品和滋补品。四家商场共回收消费券7.6万张，主要用于购买服装，回收额152万元，带消费券的小票额546.52万元，拉动放大效应3.6倍。
苏宁、国美、话机世界等三家家电卖场和手机连锁店共回收消费券4.07万张，在苏宁电器，购买较多的商品是小家电，约占60%，冰箱、洗衣机约占20%；在国美电器，则有较多的中小学生购买MP3、MP4；在话机世界，持券者大多购买中低档手机。三家卖场回收额81.4万元，带消费券的小票额441.7万元，拉动放大效应约5.4倍。
消费券带来商贸、旅游、文化娱乐等春节市场购销两旺的局面。华润万家滨江店的销售额与去年农历同期相比，增长31.4%；庆春电影大世界春节期间一半的观众使用了消费券；杭州市假日办统计，春节期间杭州各景点已接待持有消费券的游客5000人次。
杭州市春节前向67万人发放了面值为20元的消费券，中小学生、困难群体和退休职工每人获得100元到200元不等的消费券。消费券可以在当地49家企业的300多个网点使用，有效期为三个月。（叶 新）
为刺激内需
建议立刻开征遗产税
中国人自古有储蓄的习惯，自己一辈子花不完的财富，都要留给子孙后代，最好能够庇佑子孙万代，其实这是非常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大家都多储蓄少消费不消费，国内的商品市场永远不能够扩大，企业永远得不到发展，中国国内的消费市场只能够消费掉我们能够生产出来的商品额的35%，还剩下65%的产品因为没有购买力了，所以只能够把生产出来的优质产品低价贱价卖给国外，发展所谓的繁荣的出口贸易经济，消耗自己的资源，破坏自己的环境，来获取一丁点可怜的利润，这其中还有很大一部分是所谓的美元财富，花都花不掉，你买国内经济建设急需的高科技产品，人家根本都不卖给你，低端的产品国内都可以生产，也根本不需要购买，收购国外的石油矿产等战略资源，老外或者给你上套痛宰或者根本不卖你，最后只能买进大量的美国国债来托美元的市，还随时要承受美元贬值的痛苦。
并且这么大量的遗产都留给后代，其实是造成很大的社会竞争不公平，有钱人的后代长期垄断大量的社会资源，而穷人的后代很可能永远都面临朝不保夕的窘境。当有钱人的后代坐着豪华名车进入贵族学府，而穷人的后代永远只能在四处穿风的简陋校舍读书，当有钱人的后代在全世界旅游大开眼界，而穷人的孩子只能早当家补贴家用，当有钱人的后代进入社会，他们可以凭借父辈留给他们的巨大财富掌控人脉，呼风唤雨，立于不败，长久屹立在社会的金字塔塔尖，而穷人的孩子永远处在金字塔的最低端，根本无法进入这些所谓精英的社交范围。
因此，建议尽早开征遗产税，促进国内消费市场的发展，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所有征收的税款专门用于民生福利方面，用于建立全民基本医保，建立全民社会养老制度，建立从小学到高中的免费义务教育，真正实现社会的公平竞争。
遗产税可实行累进税率，设立50万免征额,对于遗产100万以下的，可以低税率，比如按10%征收，对于100万到500万之间的按照25%征收，对于500万以上的巨额遗产按照50%征收。（佚 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