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确目标量力而为化全球之“危＂为中国之＂机”

A、明确目标巩固优势应对金融危机要保持坚定立场
　　旁白：对来势汹汹的国际金融危机，我们除做好充分估计和准备外，还应当辩证对待“危”与“机”。既看到眼前的冲击是前进中遭遇的艰难险阻，也要看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倒逼”机制压力，客观上为我国扩大内需、调整经济结构、提升国际竞争力提供了强劲动力。
　　梅新育：面对次贷危机，无论是应对还是利用，首先需要明确中国的目标。在这场危机中，中国的目标从低到高依次排列如下：
　　———减少、消除次贷危机中的损失，削弱次贷危机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冲击，保证中国经济继续维持一定的增长速度，这是中国必须完成的最低目标。考虑到海外华人多达8000万，且与国内联系密切，此处所说的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冲击，也包括对海外华人的冲击。
　　———建立、巩固国家和民族资本对国内市场的主导地位，并借助危机冲击改善国内政治、经济秩序。这是一个大国在外部世界中崛起的必要前提，也是为了让我国取得“进可攻、退可守”的主动地位。
　　———最大限度提高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话语权，包括巩固、增强本国在周边国家（地区）和其他重要国家（地区）的经济影响力，以及尽可能提高中国在整个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影响力。
　　目前的国际体系下，由于存在利益分配问题，一个国家所需要追求的经济目标不仅仅是绝对增长速度，更要追求相对增长速度。因为，后者决定了该国在利益分配格局中的地位，决定了该国是充当“世界苦力”，还是能够从国际经贸和世界经济增长成果中获得合理份额。
　　面对动荡，所有国家都会受到冲击，但也只有动荡才能让抗风险能力强的国家表现出自己的优势。强国并不担心本国受到冲击，在全球普遍萧条时甚至不害怕本国经济绝对规模下降，只要下降得比竞争对手少，那么在整个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就将提升，在未来的复苏中就能赢得比以前多得多的收益。假如未来可以赢得更大收益，那么今天所受到的冲击就不过是一种“投资”。
　　B、注重民生和先进制造业我国保增长的具体选择
　　旁白：外部需求减弱、出口增长受阻，也是我国积极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机遇。我国有足够的底气应对金融危机这样的外部冲击，因为30年改革开放已打下了良好的物质、技术和体制基础，我国有条件、有能力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巴曙松：在次贷危机冲击下，中国宏观经济出现了过快回落的趋势，这会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显著的负面影响。因此，从应对危机冲击的角度来看，应当采取积极的政策举措，扭转当前宏观经济过快回落的趋势。否则，2009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会出现十分明显的回落。
　　从经受冲击最大的外贸行业看，要妥善处理好促进转型与防止经济过快回落的关系。经济转型是一个历史的过程，需要给予企业一定的缓冲时间才可能进行，如果短期内企业在过大的压力下大面积倒闭，转型升级也就无从谈起。因此，针对当前外贸所经受的巨大冲击，及时采取相应的举措缓解压力十分重要。例如，可以考虑不再针对出口出台新的政策，适当提高出口退税，把保证金从实转变成部分空转，酌情考虑把出口商品转为内销。
　　梅新育：应对金融危机，中国的具体选择要围绕保增长展开，主要集中在放松货币政策、增强出口激励措施力度、稳定和刺激国内市场三个方面。与1997～1998年的宏观政策急剧转向相比，今天我国面临的外部冲击更大。但国内的状况比当时要好，而此前持续的强硬反通胀政策也为当前适度放松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提供了较大的空间。
　　目前，4万亿元的反危机计划已经在国内外引起了广泛反响。那么，为了保增长，我国还有哪些工具可以选择，选择的原则又是什么？
　　首要原则当然是积极财政政策扮演主角，货币政策仅仅应当适度放松。而且，如果说1997年反危机的积极财政政策重心是基础设施的话，那么这一次的积极财政政策特点应当在于改善民生和发展先进制造业两个方面。
　　改善民生的重要性自不待言，有助于让最大多数的国民更加公正地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有助于实现人与环境的和谐，并推动经济增长模式从过度依赖外需转向更多依靠内需。
　　而发展先进制造业，特别是重大战略性项目能带动、支持国民经济全局升级，奠定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超越“八亿条裤子换一架飞机”的现状，提升我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
　　实际上，工业和科技主管部门几年来一直在努力推动发展新兴支柱产业。在外部危机的冲击下，加快其发展步伐，把当前的反危机与增强长期发展能力结合起来，可以收到一箭双雕之效。
　　在国际初级产品市场动荡有可能给国内局部市场造成价格破坏的背景下，我国需要对部分农产品实施价格支持。与此同时，为了保证财政稳健并促进税负公平，大面积减税必须以清理财税优惠为先决条件。
　　任何危机、动荡时期的标志之一都是资本流动波动剧烈，我国要做好面对资本的外逃和流入两种风险的应对之策。同时，还需要关注其他国家，特别是某些新兴市场金融危机向社会领域蔓延的风险，防止海外华侨、华人沦为替罪羊。因为在危机当中，中国企业海外资产、海外华人资产有可能面临被变相征收的风险，即东道国政府对外资企业实行征用、没收或国有化。
　　C、促内需调结构完善我国经济与产业结构
　　旁白：有人说，我国抗御市场经济风险的能力很弱，因为我国处在产业链低端，一旦国际经济形势发生变化往往首当其冲。但是，我国的工业化、城镇化步伐在加速，发展潜力和回旋余地大，而经济全球化和技术革命的趋势未变，加上国际分工格局调整和国际金融体系变革，都为我们蕴藏着新的发展机遇。
　　巴曙松：从全面应对次贷危机、促进内需和经济转型的角度看，应当同时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把扩大内需作为应对次贷危机冲击的政策主线之一。这主要包括：完善社会保障系统、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降低税收、启动农村市场等。采取适当的政策举措，扭转房地产、汽车市场的迅速下滑趋势，通过廉租房等的建设，以新的方式发挥房地产市场对于内需的带动作用。
　　第二，激发企业活力，改革基础产业和一些准入门槛较高的行业发展模式，以吸引和鼓励民间投资。
　　第三，促进服务业的发展。当前，中国经济依然保持了高达9%以上的高速增长，但是就业等问题依然令人担忧。实际上，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的投资结构和生产结构及增长方式存在的问题，就是能够大量吸收就业的服务业发展严重不足。可以考虑进一步开放银行、保险、医疗、教育等领域的进入限制，给予民营资本平等待遇。
　　第四，利用当前的有利时机，理顺资源价格体系。
　　梅新育：后起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利用外资是必要的，但这并不等于坐视外资永远扮演本国经济增长的主角。为了建立、巩固国家和民族资本对国内市场的主导地位，方法之一就是要利用危机冲击部分外资企业总部之机，有选择地以合理条件回购国内外企。这既可以削弱、化解外资企业危机对国内银行信贷、供货商应收账款、就业等方面造成的冲击，更可以推动外资垄断局面的打破，建立、巩固国家和民族资本对国内市场的主导地位。同时，还可以减轻国家外汇储备持续高增长的压力，为国内大量剩余资本开辟符合国家利益的投资渠道。
　　在此过程中，选择回购国内外资企业时应当奉行以下原则：其他条件相同，应优先回购面向国内市场的外企；优先回购高技术和战略性产业外企。
　　如果不能掌握被收购企业的销售渠道，收购就只不过是购买了一堆废铁，而掌握国内销售网络显然比掌握海外销售网络更容易。回购高技术和战略性产业外企，可以取得或部分获取我国尚不具备的技术，增强对战略性产业的控制力。
　　D、适度扩大进口抓住突破对华出口管制的历史机遇
　　旁白：有一句话叫做“旱时置舟，丰年积谷”。对于商人来说，要注意把握市场的节点和周期率，及时地调整目标以尽快走出周期的低谷。同样，急剧恶化的次贷危机正在给中国创造扩大进口的良机，而要抓住这个机遇不仅要满足需求、改善经济结构、推动经济发展，也包括借助这一机遇为我国争取更好的贸易条件、更好的国际经贸规则。
　　梅新育：在危机导致国际初级产品市场行情下跌之时，扩大进口并适量储备我国需要的资源，有利于增进我国经济利益和提高国家经济安全，有助于扩展我国的影响力。
　　同时，金融危机还为我国创造了突破西方国家对华出口管制、扩大进口其先进技术和设备的机遇。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美国就发布了NSC41号文件（详见阅读检索），由此建立起以覆盖面广泛、严厉、僵硬而著称的对华出口管制制度。并凭借其政治经济影响力，联合其盟国组建了国际出口管制组织，从而在相当程度上把自己的出口管制制度施加于其盟国之上。
　　冷战时期，美国操纵下的巴统（详见阅读检索）对华贸易禁运项目一度多达对苏贸易禁运项目的两倍。近年来，美国又公布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和再出口管制政策的修改和澄清及新的授权合格最终用户制度》，进一步扩大了对华出口管制范围，使美国对华出口管制审批程序更加复杂化。
　　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技术装备进口的规模和速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发达国家对我国的出口管制和要价。在经济景气时期，由于国内需求高涨，发达国家政府和企业在向我国出口技术和高级技术装备方面趋向保守。相反，在经济萧条阶段，由于国内需求大幅度减少，发达国家政府和企业在向我国出口技术和高级技术装备方面将趋向开放。
　　在更高的层次上，通过扩大进口，中国在东亚区域内进一步发挥商品吸纳中心功能，将有助于推进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向更依靠内需的方向转型，并带动整个东亚摆脱对美欧出口市场的过度依赖，巩固东亚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E、量力而为适度参与全球金融体系改革
　　旁白：改革开放30年，是中国经济体制扬帆驶向市场经济辽阔海洋的30年。作为经济的核心，金融业也在改革中发展壮大，能够以积极稳健的姿态参与次贷危机的应对和全球金融体系的完善。
　　巴曙松：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已经深深融入到全球经济体系中。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也使得不少经受次贷危机冲击的国家对于中国经济寄予厚望。同时，次贷危机对中国经济传导和影响渠道的多样化，使得中国必须及早把握次贷危机的发展演变脉络，以理性和建设性的态度，量力而行，参与全球应对次按危机和全球金融体系的完善工作。
　　目前看来，有如下几个方面是可以考虑的：
　　一是在参与全球次贷危机应对中积极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
　　二是以赢得更大国际金融话语权为原则，在现有的国际金融格局下适当参与全球金融救援行动。
　　三是重点放在对可能出现支付危机的发展中国家的救援，辅之以相应的国家资源战略和产业整合战略。
　　四是可以利用当前全球关注国际金融监管的有利氛围，呼吁发起设立对次按证券的清算机构，呼吁拟定对场外衍生市场及对冲基金的监管国际准则。
　　五是中国可以呼吁建立主要储备货币汇率的稳定机制和货币发行限制机制，可以主动提出建立美元—欧元—人民币的发行联动机制，相应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促进人民币的国际化。
　　梅新育：为了实现最高目标，中国需要提高在周边及重要国家经济社会的影响力，为未来中国对外经贸向更高层次的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在这个层次上，一方面，西方陷入经济危机，意味着中国销售市场、投资和发展模式魅力上升，我国也可以在发展中国家利用这一机遇，运用进口、投资、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等工具，赢取政治和经济利益。
　　在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成功利用1930年的大危机打破了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我国同样要充分利用这场危机打破对我国的出口管制和投资壁垒，以获取更多更好的必需资本、设备和资源，积极稳妥地运用作为大买主和投资者所拥有的国际影响力。
　　另一方面，可用适当的条件换取参与西方金融救援的机会，这有助于维护我国的外需不至于急剧萎缩。可供选择的条件包括要求对方保证对中国商品、服务和投资的市场准入和权利，从而为中国投资的增长开辟道路；减少、停止西方国家对中国与第三国经贸关系的干扰，提高中国在国际经济组织的话语权；在多边贸易和金融谈判中接受中国主张，等等。
　　阅读检索巴统: 巴统组织即巴黎统筹委员会，于1949年11月在美国的提议下秘密成立，包括美、英、法、德、意等17个成员国，其宗旨是执行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禁运政策。
　　巴统是冷战的产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发达工业国家在国际贸易领域中纠集起来的一个非官方国际机构，被列入其禁运清单的有军事武器装备、尖端技术产品和稀有物资等三大类上万种产品。被巴统列为禁运对象的不仅有社会主义国家，还包括一些民族主义国家，总数共约30个。其禁运货单中设有针对中国贸易的特别禁单，所包括的项目比苏联和东欧国家所适用的国际禁单项目多500余种。
　　巴统的禁运政策和货单常受国际形势变化影响，有时还把禁运限制同被禁运国家的社会制度、经济体制或人权联系一起。1990年，巴统大幅度放宽对原苏联和东欧国家的高技术产品出口限制，禁运项目由成立初期的400个减少到120个，1991年中又减少三分之二，受其禁运的国家越来越少。
　　1993年11月，巴统会员国高级官员在荷兰举行会议，一致认为巴统“已经失去继续存在的理由”。1994年4月1日，巴统正式宣告解散。
　　NSC41号文件: 1949年2月28日，美国国务院在其会议讨论的基础上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交了一份《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报告，即国家安全委员会NSC41号文件。
　　由于美国打算利用对华贸易作为分化离间中苏关系的一种手段，因此这份文件的主要政策目标就是要“防止中国成为苏联的附庸”。
　　在离间中苏关系的主要目标下，NSC41号文件确定了美国对中日贸易的政策，强调了中日贸易对日本的重要性，并建议开辟可替代中国大陆的新市场，规定应建立针对中国的出口管制体系(嘉宾：巴曙松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梅新育为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刘涛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世界经济室研究员。主持：楠风孙静严伟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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