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海的沿革

    明朝

    中日关系曲折发展和倭寇的不断侵扰是明朝政府实行"海禁"政策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实早在明朝洪武七年，明太祖朱元璋便下令“寸板不许下海”  ，还下令撤销自唐朝便开始负责海外贸易的福建泉州、浙江明州、广东广州三市舶司，中国对外贸易遂告断绝。

到了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组织了一支强大的航海队伍，由三宝太监郑和率领开始了一场浩浩荡荡的海上远航活动，这便是著名的“郑和七下西洋”。郑和下西洋的起因众说纷纭，有寻找建文帝朱允炆和宣扬大明威德的说法，也有获取海外朝贡以及出于宗教目的的说法。但无论如何，郑和七下西洋对开拓海外贸易、改进国内生产、促进文化交流和大型船舶建造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动。

在永乐后，从洪熙至嘉靖等九位君王不断对海禁政策进行强化，直到嘉靖末年戚继光率戚家军连战连捷，将盘踞在福建、浙江、广东等地的倭寇尽数剿杀殆尽，明朝便着手开始调整严禁民间私人海外贸易的政策，东南沿海各地的民间海外贸易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清朝

满清入关后，为了防止沿海民众接济反清复明势力，遂实行“迁界禁海”。将沿海居民迁入内地近100里，给沿海人民带来重大灾难，生产、贸易受到严重破坏。

乾隆年间，更是宣布只留下广州十三行允许西方人贸易，对中国商船的出洋贸易，也规定了许多禁令，这就是著名的“一口通商”。

清廷对外贸易的限制政策对于维护封建统治起过一定的作用,但却使中国失掉了对外贸易的主动性,  没能及时与西方科学和先进技术进行交流，使中国逐渐落后于世界潮流。落后就要挨打，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残酷现实，终于让一批中国人开始了对有海无防严重性和危害性的反省。

清朝在第一次中英鸦片战争中战败，被迫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权操诸我与选址

其实早在上书朝廷请办船厂的三四年前，和法国雇佣军共同进攻太平天国的左宗棠就已经感受到了蒸汽动力军舰的威力与效用，并萌生出了自造轮船的想法。

为此他常与法国海军出身的常捷军军官日意格、德克碑针对蒸汽轮船展开沟通讨论，并委托二人对在中国建设一座能够建造蒸汽军舰的船厂制定一套详细的计划安排。

日意格，法国人，担任船政正监督，在福建船政创办及发展过程中，发挥了诸多重要作用

     1866年攻破太平天国嘉应州，扫清太平天国残部后，在4月返抵福州的左宗棠即刻将设厂造船搬上了议事日程，召唤日意格到闽敲定造船事业上所有的合作细节，在前期工作就绪、计划方案完整齐全后，那份著名的《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有如一道惊雷般在朝堂上炸响了。

    由于“阿思本舰队”的教训，左宗棠坚持“权操诸我”的立场，从造船、办学、管理、教师、费用等项目与日意格逐一仔细商定，并签订了一整套协办船政的条约，聘请日意格为船政正监督，德克碑为负监督，还聘请了首批36名洋人来担任教师和技工，合同中规定了所聘洋员的权限、纪律奖惩和雇佣权限，规定他们在五年的时间内造出16条船，同时也要负责教会中国员工设计、建造、驾驶和管理轮船。

     在涉及设厂造船的千头万绪中，他们首先开始着手选址事宜。

船政衙门

正值左宗棠很大一部分精力集中在刚刚铺开的设厂造船事务之时，陕西突发叛乱，朝廷急调左宗棠为陕甘总督，命其率领湘军赶赴西北镇压，同时派漕运总督吴棠接任闽浙总督。这一人事变动十分突然，圣命难违，但设厂造船事务千头万绪，一旦自己离开，失去大员督导、扶持的设厂造船工作前途极可能夭折。

左宗棠一面上书申请暂留，开始加快设厂造船的各种基础布局工作，同时开始正式确定造船机构的名分和地位。他知道一旦吴棠上任，定对船政动用地方财政不满，必然掣肘，经深思熟虑后，左宗棠上书朝廷：

奏为请旨简派重臣总理船政，接管轮船局，以便开局试造。

总理船政衙门

     折中左宗棠向朝廷申请在福州马尾设置“总理船政衙门”，并竭力推荐丁忧在籍的前江西巡抚沈葆桢总理船政事务。当时以总理署名的，级别相当于现在的“部级”，如1861年设置的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派恭亲王、桂良、文祥主管其事，级别为军机大臣，由此可见总理船政级别之高，不亚于闽浙总督。

以衙门式管理官办、民办企业，这在晚清时期并不稀奇，当时多由政府委派官吏操办，“官办”“官商督办”“官商合办”等数不胜数，这样固然提高了清政府对企业的管控力，但是却形成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内企业生产出的制品也是优先满足政府需要，剩余部分才可以投入市场出卖，这就导致清末企业动力不足和效率低下。

     同期相比，在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30年间，中国的洋务运动创办的企业不到60家，总投资5300万两白银，而国力远远不如中国的日本在明治政府的支持下创办企业达5600多家，总投资折算后达到20800万两白银，可见大清帝国早已在这场全球工业化竞赛中远远落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