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多元化 干部队伍建设的新阶段
　　案例一： 2007年12月27日，竺延风正式告别执掌9年的一汽集团，调任吉林省担任副省长；12月28日，宝钢股份董事长艾宝俊调任上海市副市长；同日，民航总局宣布，中国航空集团总经理李家祥出任民航总局局长。此前，长城电脑掌舵人陈肇雄担任湖南省副省长；2008年元月25日，在山西省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世界最大的不锈钢生产企业———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川平当选为山西省副省长。
　　《中国工业报》：最近一个时期，有多位国企CEO步入政坛，出任地方党政要职，从商场转战官场。对这样一种十分引人关注的现象，有舆论称之为“商而优则仕”。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段培君：我不赞成商而优则仕的说法，因为这个说法概括得不准确。从逻辑关系上说，国企CEO出任地方党政要职，并不等同于商而优则仕。所谓商而优则仕的说法，是单一视角的观察，看到的只是表面现象。
　　如果从宏观背景的角度来观察，可以得出以下三种看法：
　　一是从现代社会高度分化又高度整合的趋势看，人才的专业化与互补流动是必要的、有益的。在一些发达国家，从政府官员到企业家与从企业家到政府官员，有一个流动的机制。某企业的董事长到政府里去做财政部长，这种社会角色的变化，是一种正常的现象，没有人会认为是一个问题。
　　二是从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来看，在干部队伍的建设上也出现了结构性的变化。这是因为，与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全面性相对应的，应当是政府官员结构的多元化。官员结构需要体现战略目标的全面性，即使从比较小的视野看，例如建设创新型国家就需要包括科学家、教育家、企业家和政治家在内的队伍。所以现在不仅有一些国企CEO步入政坛，还有一些教育家和科学家出任地方党政要职。因此，干部队伍结构的多元化，对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有积极的意义。
　　三是从转变政府职能的角度来看，政府的定位是建设服务型政府。政府从过去对资源的计划管理转变到为企业服务、为经济建设服务，而企业家出身的政府官员，往往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深的认识和体会，能够做到换位思考。所以干部队伍结构的多元化，对实现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目标十分有利。
　　中国正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政府官员懂不懂经济、懂不懂企业是大不一样的。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出任地方政府要职的企业家，即使再多一些也有其阶段性的理由。所以，强化干部队伍结构的多元性，增强干部队伍的流动性，从发展的角度看是有好处的。当然，从目前的干部管理体制来看，从企业到政府官员的流动，还是在体制内进行的，以后可以从更宽的视野探讨。
　　陈光金：国企领导转任地方政府要员或者中央政府部门首长，不是什么商而优则仕。这种观点之所以是错误的，就在于没有弄清楚国企领导的双重身份。他们既是企业领导，但也是政府雇员，本质上属于公务员范畴。因此，将他们中的佼佼者调任政府官员，不过是岗位和职责的改变。即使在发达国家，也不乏同样的情况。在我的印象中，英国就曾经有这样的做法。因此，不要把国企领导转任政府要员简单地理解为企业家当官，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官员，他们是有行政级别的。他们的转任，也不意味着企业资源的浪费。
　　有人说，国企CEO转任政府要员，意味着企业家的价值和企业的价值在某种程度上发生了背离。对此，我还是认为这种提法误解了国企领导的身份，也误解了国企的职能特点。国企承担着多重职能，而不仅仅是企业职能。所谓背离之说，在国家相关制度安排中并无依据，大体上是经济学者形而上学作怪的结果。

CEO只能适度参政 建设高质量企业家队伍同样重要
　　案例二： 2003年4月，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卫留成调任海南省副省长、代省长，2004年2月当选为海南省省长。2004年春节，卫留成给下属厅局领导每人送了一本《给加西亚的信》。这本书讲述的是一位美军中尉受总统所托，如何历经磨难终于把信送到的故事。在当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卫留成进一步提出“提倡政府执行文化”，是第一位把“执行力”写进政府工作报告的省长。2005年1月，《行政首长问责制暂行规定》正式施行，海南的官场文化正在改变。2007年4月，卫留成被任命为海南省委书记。
　　2004年4月，郭声琨从中国铝业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兼中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的任上调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同年6月，郭声琨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常务副主席。郭声琨到任后，先后促成了华银铝业一期、平果氧化铝三期两大工程的落地，目前总投资85亿元的广西华银氧化铝一期工程已投产。2007年12月，郭声琨被任命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
　　《中国工业报》：一方面，国企CEO步入政坛，出任地方党政要职，有利于干部队伍结构的多元化；另一方面，会不会使部分国企CEO产生把企业当成跳板的想法呢？
　　段培君：增强干部队伍结构的多元性，也有个怎么把握度的问题，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适度和有利的原则。从经济发展规律和企业管理规律来看，国企CEO步入政坛，不可能是大范围的。一方面，如果用两栖坦克来形容的话，在国企CEO中，既适合管理企业又适合管理政府的人才毕竟为数不多；另一方面，中国的企业家队伍还不够壮大。
　　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的企业家还处在成长阶段。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今天，建设一支高质量的企业家队伍非常重要。特别在全球化的今天，面对日趋复杂的国际竞争，一支优秀的企业家队伍至关重要。从素质、数量上看，中国的企业家队伍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还不够强大，还需要进一步发展壮大。
　　在政府党政干部队伍的建设上，我们已经有了相当丰富的经验。而相对于干部队伍的建设，企业家队伍建设方面积累的经验还不那么丰富。所以，在加强政府党政干部队伍建设的同时，必须花大力气继续加强企业家队伍的建设，从宏观上进行全盘的战略考虑，以进一步扩大企业家队伍，提升企业家队伍的总体素质。所以，国企CEO步入政坛，只能作适度的安排。这种适度的安排，无论是对政府党政干部队伍的建设，还是对企业家队伍的建设都有好处。
　　从企业家转变为政治家 国企CEO步入政坛必经之路
　　案例三： 联合国第62届大会于2007年11月2日进行了审计委员会委员选举，时任中国审计署审计长的李金华当选联合国审计委员会委员，这是联合国成立以来首次有中国人参选这一职位并成功当选。目前，联合国审计委员会委员由菲律宾审计委员会主席、南非审计长和法国审计院院长3人担任。李金华将于2008年7月1日接替菲律宾审计委员会主席在联合国审计委员会的委员职务，任期至2014年6月30日。2008年3月，李金华当选为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党组成员。

被称做铁面审计长的李金华，曾以高票获得央视2004年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奖。翻开李金华的简历，可以看到：1971～1975年任航空部五七二厂财务科会计、会计组组长、十五车间党支部副书记，1975～1980年任航空部五七二厂政治部副主任；1980～1983年任航空部五七二厂党委副书记，1983～1985年任航空部五七二厂厂长。
　　《中国工业报》：有人说，在中国政商界做国企领导和做拿掉了“国企”两字的领导，有异曲同工之妙。很多人已在政府、企业之间平滑切换多次，自如游走在企业家与官员两途之间。
　　陈光金：国有企业是国家所有、政府管理，企业领导代为经营。国企领导就是国家在国有企业中的代理人，简单地把国有企业领导当成企业家，是大错而特错的。尽管他们在领导国有企业的时候，要按照企业的原则行事，但企业不是他们自己的，他们更要按照国家意志行事。
　　从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目标出发，国企领导转任政府官员，必须从企业家转型为政治家，而不是政治企业家。因此，他们必须把政府看做是民众委托的提供公共产品的权力机构，而不能把政府当做企业去经营，更不能仅仅为政府自身的利益而使其公司化。因为政府行为企业化是一种巨大的风险，这也意味着以提供公共产品为己任的政府更深度地滑入单纯追求效率的泥淖。目前，中国相当一部分地方政府的严重问题就在于他们的公司化，不断为了这个“公司”的利益做出侵害人民利益的恶行。因此，国企领导人转任政府官员必须调整心态，从企业家转变为政治家。诚能如此，则是国之大幸、民之大幸。
　　必须脱离特定企业 私营企业主参政的前提
　　案例四： 韩国一直实行的是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体制。在民主化以前的年代，大至制订国家产业政策，小至企业的外汇、银行贷款、海外投资、原材料供应，政府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国内有研究韩国问题的学者说，韩国大企业的董事长实际上是政府，业主只是扮演了管理者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韩国企业家的政治情结很浓，十几年来的民主化并未使情况有根本的改观。翻阅近几届韩国政府的内阁名单，不难发现出自三星、现代、LG、SK等大企业管理层的部长。
　　《中国工业报》：有人说，企业家当官是现阶段中国特有的政企生态，政府有可能借机导入创新的企业家精神，但也有可能形成对企业资源的浪费。也有人说，相对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不乏创新精神的企业家，但民营企业家为何与政坛距离更远？
　　陈光金：首先，我不同意所谓国企领导人担任政府要员是为了把企业家精神导入政府的说法，因为政府行为企业化是一种巨大的风险。而所谓民营企业家，是一个根本错误的名称。更准确的称呼，更合乎国家法制的称呼，是私营企业主。韩国的案例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在美国，企业家出身的政治家难道还少见么？
　　真正值得注意的是，私营企业主参政并非不可以，但他们必须脱离企业家身份，必须脱离特定的企业，必须不再与特定企业发生特定利益关系。否则，他们一定会被拉下马来，即使在美国这样的国家，情况也是如此。也就是说，私营企业主直接参政与现代国家的公共利益代理者身份严重矛盾，现代国家绝不能允许这样的情况出现。
　　国企领导人就不同了，他们原本是政府雇员，与特定企业并无特定利益关系。因此，他们转任政府官员，并不存在商而优则仕或者所谓政治情结问题。相反，对于私营企业主来说，企业是他们私人所有的，企业的利益就是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自己的利益也就是企业的利益。因此，除非他们放弃企业，否则他们就不应当同时成为政府官员。不然的话，不仅企业是他们自家的，连国家也会成为他们自家的。从而就像企业成为他们谋求个人利益的工具一样，国家也会成为他们谋求私人利益的工具。因此，把私营企业主与国企领导人相比，是绝对错误的。

反过来，当国企领导自动与私营企业主相比，期望获得与私营企业主一样的利益也是完全错误的，这是身份误置，是不能容许的。因此，关于“民营企业家为何与政坛距离更远”的问题，完全是一个伪问题，没有任何意义。
　　目前，部分地方让私营企业主担任政府要员（如政协副主席之类），实际上是对现代政治国家缺乏正确理解的产物，是政治思维混乱的怪胎，是真正值得反思的问题。这或许也从另一个方面表明，部分私营企业主的政治情结多么严重，如果他们出于自身私利考虑而抱怨不能入仕，问题就更加严重。
　　政府文化和企业家文化须在实践中良性互动
　　案例五: 红顶商人胡雪岩，咸丰十年（1860年）开阜康钱庄，并与官场中人往来，以政促商，成为杭城一大商绅。由于辅助左宗棠主持全省钱粮、军饷事务有功，曾授江西候补道，赐穿黄马褂，是一个典型的官商。
　　长沙太守张仲景，虽然当官但并不热衷于官位。东汉末年爆发瘟疫，他毅然辞去太守之职，跃出宦海返回故里，救死扶伤并深研医学。从此，中国少了一个官吏，多了一个医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十六卷，是我国最早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临床诊疗专书。
　　《中国工业报》：一方面，国企CEO步入政坛，出任地方党政要职；另一方面，政府官员下海，成为企业的掌门人。总的来看，这是一种人才的双向流动。有人说，企业是创造财富的主体，政府是创造环境的主体。从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目标出发，应该怎样评价这种人才的双向流动？
　　陈光金：所谓胡雪岩的红顶商人问题，基本没有什么现代价值。清代是中国历史上政坛最混乱而又肮脏的时代，有钱人花钱就可以捐官，甚至成为一种制度。捐官是为了捞回成本，而为了赚得更多就要在任上狂刮地皮。像胡雪岩这样的案例，还算是好的。
　　胡雪岩的崛起是清代弊政发展到清末时的必然结果，左宗棠竟然不得不依靠胡雪岩这样的民间商户筹措军政用度，是清朝必然迅速走向覆亡的表症。而胡雪岩的最终垮台，则是灾难深重的近代中国的悲剧案例。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为胡雪岩的虚假荣耀而艳羡的呢？
　　相反，我们尤其要对胡雪岩式的以政促商保持高度警惕和坚决拒绝的态度，因为胡雪岩借助政治力量促进的，不是全国之商，而是他个人之商。如果有谁认为那是政商合作的佳话，那他一定是生错了时代，正所谓“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有人说，商而优则仕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一种特殊现象。我个人认为是不妥当的。因为这样的提法，可能导致原本并非政府雇员的私营企业主也跃跃欲试，努力跻身官员行列。还是那句话，私营企业主要从政未尝不可，但他们必须真正转换身份和心态。
　　同时，国家要有一整套制度，来界定和规范私营企业主与自己企业的利益关系。也就是说，他们从政以后，便不应当继续与企业保持特定关系。否则，或者会导致其他社会阶层的利益受到或明或暗的侵害，或者导致政府垮台———这也就是民主化以前的韩国的重要教训所在，而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则有经验可供借鉴。
　　捎带说一句，我个人不反对国企领导转任政府官员，但也不认为那就是什么人才双向流动，因为这里原本就不存在什么双向的问题。随着国有企业的进一步改革，其数量还会继续减少，如果一定要说所谓的双向流动的话，那这里的空间也将会更加狭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