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海：中国的经济总的还是保持了比较高速的增长，GDP肯定也低不了，现在公报上也不提这个数字是多少了，可能是要更加强调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现在我们没有必要讲速度这么快，但一定要将发展的方式转过来。现在虽然很快，但是我们要更加注重质量。

    时代周报：就你所知，地方政府对“十二五”时期要面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理解会存在哪些问题？

    李佐军：其实各个地方不一样，“十二五”期间他们共同面对的主要是以下三种情况。一是现在中央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增长的平均速度与“十一五”相比是要下降的，但是很多地方上的领导还是想在经济上高速增长、赶超发展，与中央强调的平稳较快发展的思路是矛盾的。这是地方上要面临的一个决策问题。

    第二个是中央提出的要保护资源环境，包括应对气候变化，在“十二五”时期执行的力度仍然会比较大，而地方仍然追求高速发展的话，会面临比较大的环保压力。

    第三个是“十二五”期间产业的转型升级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有些人力资源和生产要数条件比较好的地方有一定的基础，转型比较顺利；但是一些地方基础比较差，还处于工业化的初级阶段，他们面临的升级转型压力也比较大。

    时代周报：你怎么理解“包容性增长”这个词？有学者预测它会被写进“十二五”规划里面。

    杨宜勇：在经济学里面，包容性增长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已经提出来了，包容性增长（Inclusivegrowth）是相对于排斥性（Exclusivegrowth）增长而言的，两者的英文只有前缀不同，但是“包容性增长”翻译得不好，我觉得应该译成“共享性增长”比较好。胡锦涛总书记提这个词的时候是在国际场合上讲的，他必须用国际场合上的话，外国人都知道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这个词不会写进“十二五”规划里面，一是因为它是一个外来语，二来它层次还是比较低，是很技术性的一个词。你看看印度的“十一五”（2007-2012）规划，人家3篇加在一起是1300页A4纸，它的PDF文档在网上可以下载，第一篇就是Inclusivegrowth，我们写出来也是跟在人家后面跑。我觉得我们的“统筹发展”就比它好，范围比较广泛。